【编者按】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亲情往往既近又远，“是想触碰又缩回手”，也许我们了解其他的许多人，却未必对家人理解更多。
今年春节，“澎湃人物”栏目推出特别策划“亲爱的家人”，重新认识跟我们血脉相通的人，也回头审视亲情中的那份羁绊。
小学时，大多数家长7点多把孩子送到学校久久不愿离开，他们或站在操场锈迹斑斑的铁栏杆外，向内张望，不忘买一杯酸奶或剥一根香蕉递给孩子，或堵在校门口两侧，氛围轻松地扯些家长里短，班主任经过时，目光敏锐地凑上前询问自家孩子的表现。
母亲年轻时的照片。
和他们相比，我的母亲显得佛系。只有在我低年级时，她才每天亲自把我送到学校，蹲下来和我说：“祝你好运，宝贝。”而后和其他家长礼貌地打声招呼，匆忙离开。
偶尔与班主任打了照面，她也很少主动提问，她的措辞好像只有两句：“老师辛苦了。”“给您添麻烦了。”甚至，初中家长会，她永远是“跑得最快的家长”。每次家长会结束，老师被家长们团团围住，她总是省心地率先冲出校门，有时我爸和我一脸疑惑，问她：“开完了吗？”
尽管如此，还有很多师长、朋友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赞许过她，同时也略微刺痛过我。他们兴奋地告诉我：“你妈妈真漂亮。”“你和你妈妈长得不像。”而后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补充道：“姑娘像爸爸有福气。”
母亲和我的关系很好，我们相差30岁，却总是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探讨。尽管有时我们的想法不一致，但大多数时候，我们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达成统一。我想，或许我们之间亲密无间的交流和相处方式，是其他人对她产生好奇，夸她“开明、相处平等”的缘由。
母亲的童年
1968年，母亲出生在大连市区的一栋“日本房”里。老宅由红褐色的砖砌成，屋顶尖尖的，上面黑棕色的砖瓦呈斜坡状，是邻居家狸花猫最喜欢的去处。院子里有一颗香椿树，树上住着喜鹊、松鼠。每到阳春三月，姥爷就抱着母亲举起带着铁钩的竹竿打落树上的香椿，做香椿炒蛋给一家人解馋。距离香椿树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处地窖，姥爷在下面埋了萝卜、白菜、土豆用来过冬。院子里养过鸽子、雏鸡、兔子，姥姥拿小米或玉米碴子喂养家禽，给兔子吃的也是新鲜的青菜。
上世纪90年代，这样的“日本房”在大连的街上随处可见。日本殖民统治时期，在大连建造了很多类似的日式建筑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，从大连撤离，这些空置的日本房由人民政府分配给了城市的原住民。
姥爷是整条街上唯一的大学生，在（大连）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上班，姥姥则在离家不远的超市工作。姥姥曾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，由于家里八个兄弟姐妹，她排行老六，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考读，她被迫辍学。到了该相亲的年纪，她只和家里提了一个诉求，丈夫必须是个大学生。就这样，家境、相貌都不算出众的姥爷，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娶到了姥姥。
母亲小的时候，是在一个氛围轻松、男女平等的家庭里长大。她有一个小她四岁的弟弟，但在父母眼里，他们是一样的。水果、鸡蛋、牛奶……通常都会买两份，如果只有一份，就两个孩子一人一半。
姥爷很宠爱唯一的女儿，会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零花钱省下来，给她买30多块钱一条的花裙子，回家前就拆了商标，瞒着姥姥价格。姥爷经常出差，去各地对农业机械化情况研究考察。每次回来，破旧的黑色牛皮公文包里都塞满吃的，有北京的桂花饼、沈阳的牛皮糖、上海的猪肉脯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姥爷的公文包是母亲记忆里的“甜”。
在母亲少女时期的照片里，她面部白皙，眼睛透亮有神，眉眼间温婉、稳重。她在一所有些边缘化的重点中学里，完成了高中学业。她的高中生活丰富而不受太多约束，她是理科班的班长，数学成绩好，生物、化学却出奇地差，她个性要强，却又有些散漫。她被选进过篮球队，由于畏惧身体力量上的正面对抗，常常是队伍里的逃兵，别人往上冲，她丢下球就跑。后来，她又加入排球队做主攻手，有一种秩序感的保护，她才开始真正享受运动。
她的父母从不逼迫她读书，姥爷总是喜欢问她：“在学校里过得开不开心？”“跑步、打球有没有磕了碰了？”她不愿意和家人提及有关运动的事情，颠球时，前臂和手腕难免会留下一片乌青，她就在夏天披着长袖上衣，称自己有点冷。生理期，她背着父母报名参加区里的马拉松比赛，比完赛虚脱地被同学送回家，也瞒着家人说自己感冒了。
母亲和父亲
她的青春尽兴美好，如果说有遗憾，就是看到班里的前几名考上了大学，一直受到重视和善待的她落榜了。她去了电视台做话务员，也去过酒店做大堂经理，兜兜转转几年之后，她通过成人高考读完了会计专业。但她没有做过一天会计，她觉得算账，精确到分毫不差的工作让人感到枯燥。
她形容自己“晚熟”。在20多岁的年纪，没有想清楚过自己想要什么，就像被塞进了绿皮火车，大部队去了哪里，她就跟去了哪里。
母亲的角色
母亲28岁结婚，30岁有了我。
和姥姥相比，她并不擅长做母亲的角色。小的时候，我只有被大人抱在怀里才能睡得踏实，为此姥姥托着生来就有8斤重的我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熟睡后轻轻放到床上，也会很容易察觉便开始哭闹。但她没什么耐心，常常把我放在旁边，自顾自地先睡了。
她是童年时陪伴我最多的人，她的照顾不精细却也实用。她很少阻挠我做什么，记忆里，我习惯把水彩笔拆卸得到处都是，一圈一圈发狠地画着草书，也弄坏过很多水性笔，漏了的笔油染花了衣服，她从不气恼，只是平和地一一帮我捡起，跟我说：“要画咱就好好画”。
有一阵子，我很痴迷捉迷藏，我来藏，她来找。但不知道是有人找她，还是锅开了的缘故，她竟然忘记了来找我，以至于我蹲在角落里太久，弄湿了裤裆。她喜欢练习瑜伽，能走能跑时，我就在她身边模仿她的动作，不慎撞在茶几上，头皮鼓出来一个鸡蛋大小的包。自那以后，幼儿园老师指导大家翻跟头，我都用不标准的姿势糊弄过去，再也不敢做前滚翻。
她表达爱的方式，平和而情绪稳定，缺失了一种我在其他家长身上看到的、有着情绪起伏的反馈。也会猜想她是否真正关心，是否真正感兴趣。
年少时，我在重点班级班主任高压的统治下苟且生存，对多一分少一分、前一名后一名很难不去在意。我的幸运数字好像是“14”，经常考这个名次，但她每次家长会拿到成绩条，回来都会夸我：“宝贝，你太厉害了。”（估计班主任听了要翻白眼）我一直很想进一次前10名，因为光荣榜上，51-100名一起合照，1-50名一起合照，而班级里的前10名才进得了第一批队。她好像没有这些顾虑，她看到的都是你英语进步了多少名，物理比上次多了几分，没考好下次就更有经验了。
我一直有自由地采购图书、水性笔、日记本、信纸、杂志的权利，每次去逛书城，她从来不会要求我在挑选好的七八本闲书里做取舍，爽快地结账，只是关心下为什么选这几本。但我知道身边不少朋友和家长都觉得没必要买这么多，办张图书馆的借阅卡就好了，或不愿意浪费太多时间在无用的事情上。她会尊重我的需求，并允许我像成年人一样自己进行选择。
母亲和儿时的我。
她也会为我担心，只是她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些不同。中考填志愿时，她瞒着我约了和我关系要好的英语老师，想要从熟悉我的人口中确认一下我自己填的志愿的可行性。而在此之前，她很少主动和老师联系，更别提约出来见面，出于惊讶和好奇，英语老师在见面前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。
高考结束之后，她更是马不停蹄地带我听了两场填报志愿的讲座，又找了一家宣传单上看到的志愿填报机构，决定花钱把这件大事给办了。我拒绝了她的好意，自己填了所有的志愿，没有浪费分数进了一所还算心仪的学校。
我的人生中，很多决定她都有参与决策讨论，但把决定的权利交还给我。我决定出国的时候，她支持我；由于雅思小分不够，我决定保研的时候，她也支持我；我决定做咨询、做审计、进大厂、做媒体……我每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她都义无反顾地站在我这边。
我们每天都会打一个电话，结束时，她一定会说：“宝贝，祝你好运”。我习惯和她分享生活里愉快或不愉快的故事，她很少会站在一个过来人的立场上指责我，她更愿意去理解我每一次行为的合理性。她也会分享她的工作、生活，把晚餐图片发给我看，分享她在追的电视剧的剧情。有些事她感兴趣，有些事她不感兴趣，但我们都很愿意听对方把话说完，加一些自己的感受和想法，而从不去用“你应该……”,“你不能……”这样的句子作结。
在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我曾绕着学校的体育馆一圈一圈地散步，或穿着棉服睡衣在小区里遛弯，每当自我怀疑的时候，我都有问她：“你为什么支持我？”“如果从一个陌生人的角度，你觉得我是对的吗？”她从来不说支持我是出于做母亲的原因，她总是表达成：“宝贝，你的想法是对的，所以我才支持你。”
我羡慕过同学每天带家里的饭，而我只能去排队打8块钱一份的盒饭；羡慕过每一次聚会好朋友的妈妈都亲力亲为，而她只是通过我的描述得知每个人的名字和性情；羡慕过别人的家长每到一处名胜古迹都给孩子拍了照片留存，贴在班级展示墙上，而她只是选择几个交通方便的地方，草率地带我在城里转了一圈。
她从事展览业，每年都有几个月份四处奔波，忙于展会。每当有电话进来，打断了我们的通话，或由于晚上有活动，没办法共进晚餐，我也会感到失落，小家子气地觉得旁人不该占用她过多的私人时间。
对于母亲的角色，她自称在拥有我之前，并不喜欢孩子，甚至担心孩子打破二人世界的平静。有了我以后，她最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：“你过得开不开心？”这个问题在若干年前，是姥爷的口头禅，她把这种爱的方式延续了下来。
海报设计：鲜梦君返回，查看更多
